病房走廊漫长而宁静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道，让人忍不住想要皱眉。护士推着托盘从我身边走过，随后又折返回来，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：“你是程冬梅的女儿吧？”我没有回答。她长叹了一口气：“老太太一直在叫，喊着囡囡。”我紧紧攥着口袋里的银行卡，背面贴着的胶布已经卷边，底下的数字因汗水变得模糊。八年过去了。这张卡在我高考后塞给我，伴随着她那句“走开”。这个曾经打了我整整十一年的女人，当我离开的那天甚至连头都没有回。但此刻，我站在她的病房前，听着房间里透出来的模糊“囡囡”呼唤，膝盖不由得一软，竟然跪了下去。

晚自习结束时已是九点四十，我从学校的侧门走出，沿着老旧的街道回家。巷口的路灯已经坏了半年，始终没人去修，摇曳的灯光让这条小路时明时暗，仿佛在抖动着一块陈旧的布料。我肩上的书包带勒得生疼，我换了个肩，急匆匆地走着。不远处，我看见程冬梅蹲在路灯下，手里掰着一块半干的馒头，慢慢地喂一只能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流浪猫。那只猫脏兮兮的，黄澄澄的毛发打着结，贪婪地凑在她手边，发出低沉的咕噜声，像是饥饿了好几天。她喂得很慢，时不时用手指拨开猫嘴边的毛。路灯的暗黄光线打在她的侧脸上，她的齐耳短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。这一幕与平日动辄对我大打出手的程冬梅截然不同。我放轻脚步，试图从墙根绕过她。然而，她很敏感，猛然抬头看到我时，温和的神情瞬间消失。她大步走过来，拍掉手上的馒头屑，音量陡然提高：“放学不回家，站在那儿看什么？”话未落，她忽然抓起墙根底下的一根晾衣杆朝我背上挥去。那杆子力道十足，正好击中我的肩胛骨，我不由得向前踉跄了两步，肩上的疼痛随之而来，杆子落下的声音在空荡的巷子里格外清脆。“走！回家！”她尖利的声音像碎玻璃划在水泥地上。我强忍着，没有回应，低着头向家走去。她始终跟在我后面，保持着三步的距离，像押送犯人一样。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细细长长，压在我半截的脚步上。那时，我心里只涌起一个念头：等我考上大学，这个家我再也不想踏入。

我家位于老街尽头的小楼里，一楼是共同的客厅和厨房，水泥地面布满裂纹，靠墙的一张旧沙发早已塌了一角，坐上去嘎吱嘎吱响。二楼有两间房，我一间，我爸和程冬梅共用一间。楼梯扶手是用生锈的钢管焊接而成，踩上去会晃动。进门换鞋时，我低头看到鞋柜上放着三双鞋。程冬梅今天穿了一双布鞋，鞋帮沾了泥，像是刚从菜地里回来。我的爸爸穿的皮鞋已经磨得很薄，他宁愿喝酒也不愿意换一双新鞋。我进了房间，把书包随意扔在书桌上。灯管闪烁不定，我伸手拧了一下才让它亮了起来。通过窗户，我能看到对面楼的晾衣绳上几件白衬衫迎风摇摆。我坐下来，翻出一份志愿表的草稿，上面用铅笔填了一些学校，都是在省外的。省城太近，而镇上的电子厂更近。我想去那个最远的地方，远到她看不见我，远到我能摆脱这十一年的折磨。写完最后一笔，我合上本子，关了灯。黑暗中，我转过身去，回想起背上的痛楚，刺痛如灼热般漫延。我伸手去摸，感到脊椎上有一道旧伤疤，那里曾被衣架刮过，已然结了白色的痂。我从小就遭受暴打，背、腿、胳膊上都是伤痕，旧伤压着新伤，夏天根本不敢穿短袖。班上的同学曾问我几次，我只说是摔的。他们问过两次后，就不再多问，大家心知肚明。

我翻了个身，枕头底下一团东西，我摸出来，在窗外微弱的路灯光下看清楚了：一盒新药膏。纸盒包装干净如新，像是刚买的。我愣住了，手指在药膏管上摩挲了好一会儿。她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。每次对我施暴后，隔几天，总会出现在我的床底下、椅子上或书包夹层里的药膏或是一些吃的。我从未当面揭穿过，也从未问过她。她似乎也不期待我说什么。这些被忽视的东西，恰好就像她这个人一样。我心中虽恨着，但恨意也不那么痛快。

楼下突然传来沉重的物体落地声，我爸回来了。门开时，酒味透过门缝飘入房间，他在客厅打了个嗝，拖着步伐走到我房门口，隔着门问我：“又惹你妈生气了？”我没有回答，他也没有等我回答，嘟囔着走了：“你这日子有多难啊。”我侧躺着一动不动，把那盒药膏重新塞回了枕头底下。过了一阵，我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电视的声音，程冬梅的房门静静关着，似乎里头没有人。我闭上眼，脑海中不断翻涌着那堂课、那份志愿表和那在巷子口喂猫的身影，漫无目的的念头交杂在一起，最终也无法理清，沉沉地入睡了。

填志愿的事情，我是偷偷进行的。老师发了表，我把它藏在书包里，等家里人都睡着后才敢拿出来逐渐琢磨。那些省外的学校一个个比对，让我闭着眼睛都能背出代码。第一志愿是填的长沙一所学校，第二志愿是那更南边的师范。我曾对自己发过誓，只要能走出这个小镇，就算死在外面也绝不想再回来。志愿表交上后，我开始偷偷观察程冬梅的动态。每晚，她吃完饭后会去院子里收衣服，然后在客厅看电视，十点钟左右才去洗漱。我如同士兵一般熟悉了她的作息，就如同摸透了敌军的岗哨。那天正值下雨。我放学回到家，鞋子湿透，在门口换上拖鞋。走进堂屋，抬头就看到程冬梅蹲在我房间门口，她手里拿着我的画册，右手掐着页角，像提着一条随时会挣扎的活物。